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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海蓉:集體經濟的再次啓示

中國社會制度非常獨特的一點,體現在對市場的糾正作用。一旦發生某種形式的危機,或者政府把一個社會問題“問題化”,當作一個必須處理的政治任務的時候,它的資源調動能力是非常強悍的,有時候甚至能夠遏制市場的消極趨向。

作者:本刊記者 何焰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11-14

2020年,是“兩個百年”目標中的第一個,即到建黨百年之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任務的最後攻堅時刻。

反貧困是人類的艱鉅任務,從世界範圍內看都是阻力重重。但中國反貧困的成績,和中國過去40年來的發展速度一樣,令人矚目。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中國在反貧困道路上有着何種不一樣的表現?南風窗記者就這一議題採訪了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老師嚴海蓉。


不只是制度,還有道路

南風窗:反貧困之成敗,一定不能忽略社會制度的影響,首先想請您探討,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對於反貧困有何種支持作用?

嚴海蓉:首先必須承認中國在反貧困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有巨大的成就:在過去40年裏面,大概有8億人口脱離了絕對貧困。我們在探討中國扶貧成就的時候,一方面要看到中國社會制度對於反貧困的支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僅僅看到制度,而看不到中國道路的話,就看不到基礎性積累。

中國社會制度非常獨特的一點,體現在對市場的糾正作用。一旦發生某種形式的危機,或者政府把一個社會問題“問題化”,當作一個必須處理的政治任務的時候,它的資源調動能力是非常強悍的,有時候甚至能夠遏制市場的消極趨向。比如今年抗疫,向武漢地區逆向調配醫務人員、物資,免費提供治療。在扶貧上,中國的社會制度也體現了這樣的支持作用。

這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和地區反貧困的區別。發達國家也有貧困,也必須反貧困,但以美國在1964年的“向貧困開戰”為例,約翰遜總統提出的一攬子方案,包括提高教育機會、就業機會等等,但整體上它反貧困的措施跟中國是非常不一樣的。中國反貧困,比如精準扶貧,雖然在執行中有需要反思的地方,但確實做到了精準對點,是落實到户的,這是資本主義國家做不到的。

而在反貧困之中,我國現有的組織架構也好,社會動員能力也好,都是從革命戰爭年代到現在的積累,它和中國道路是緊密相關的。

我對中國道路本身的體會是非常直觀的。我從2005年左右在非洲多個國家進行調研,對比是非常強烈的,不只是發展層面。第三世界國家都經歷了一個“解殖民”的過程,大多都經歷過一段國家主導的發展過程,然而中國的發展道路和非洲國家是不一樣的。今天很多非洲國家社會、經濟都面臨困難,難以衝破在世界體系裏面被資源剝奪的地位,中國的狀況顯然要好得多。這跟中國的發展道路是非常有關係的。

南風窗:我們也發現,社會制度、社會性質本身並不必然導致反貧困的成功,古巴、朝鮮,都是例子。那麼,中國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還有哪些不同的特點,有助於扶貧工作取得成效?

嚴海蓉:古巴和朝鮮今天還處於強烈的冷戰當中,面臨着來自於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壓力,這在當今世界是非常罕見的。而且國家非常小,如果中國真的要比,應該跟印度來比。

印度跟中國差不多時間獨立,在獨立之後也受到了蘇聯的一些影響,曾經做過一些計劃經濟,希望形成國家主導的發展。但它主要依靠民營經濟,國家做調控,提供各種補貼政策、資金甚至市場,但很快,民營資本和國家計劃之間一種矛盾的緊張關係浮出水面:印度政府沒有辦法真正通過民營資本來落實國家發展的計劃。

美國一位印度籍學者在這方面做了非常好的研究,民營資本在獲得國家的一些扶持之後,更希望追求的是短平快的盈利方式,急功近利,而不願意進行中長期的、需要花大量精力投入科研的項目,即使它們對於國家戰略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而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所以我們沒有面臨印度的這種矛盾關係,在整個工業發展方面,中國的表現要比印度好很多。

然後是農業方面的比較。首先,印度在農村沒有進行土改,所以農村的階級關係一直沒有調整,另外,種姓制度也沒有被革命。

毛時代中國的農業發展就遠超過了印度。1977年中國的可耕地比印度少14%,農村人口比印度多了50%,但是我們人均產糧食產量卻比印度高出30~40%,而且中國是以更加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

到了今天,印度農村的問題更凸顯,有40~50%的人口沒有土地,這些人構成了整個印度貧困的主體部分,印度農村的貧困是和“無地”直接相關的,因為農户沒有生產資料。這些問題是中國早已解決了的,中國的農村家庭都有土地。當然,近二十年來,因為城市化擴張,也有不少農民失去了土地。

所以,中印在工業、農業上的表現都不一樣,不是努力程度不同,而是根本上,兩國的發展道路不一樣,也可以説體現了我國的制度優勢。

南風窗:中國跟印度相比較的話,一些社會動員、組織架構,還有土地政策,都讓中國的反貧困工作有比較好的發展基礎。但這些都是歷史積累,對比近年的中國跟印度,兩國之間有沒有一些可比較的點?

嚴海蓉:近年,印度在新自由主義經濟方面走得比中國更遠,在農村地區導致了突出的問題。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印度農資市場的開放程度比中國要高,像“孟山都公司”這樣的跨國農業公司進入到了印度種業市場。九十年代以來,很多印度農民抵押土地、通過貸款購買孟山都提供的轉基因棉花種子,最後入不敷出、失去土地,幾十萬農民走向自殺。這是一個生產導致的貧困問題,也是近年來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在印度製造的突出問題。

中國農民也有生產和生活資料市場化、商品化帶來的焦慮,但我們的土地制度與印度不一樣,中國的土地沒有私有。即便中國農民把土地使用權的1年或者5年拿去做抵押,如果他失敗了,5年之後還是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權收回來。

土地沒有私有化,這就是一種生計風險的兜底,所以,中國農民不會面臨印度那樣一無所有的絕望。

另外一箇中國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就是在農村交通、網絡、基礎建築等方面的投入非常大。這些不需要農民自己出錢,但是可以享受的公共品,也為農村的反貧困起到了基礎作用。


政府不應該是中立的

南風窗:在實踐中我們也注意到,消滅絕對貧困,緩解相對貧困,到了一定階段,剩下的問題似乎就不再是一個經濟效率問題,市場競爭帶來的社會分化,反而會固化貧富格局。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政府的功能,以及要扮演的角色,所要起的作用?

嚴海蓉:政府功能,需要提供安全感,保證兜底。

比如説在抗疫當中,免費治療就是政府的兜底。讓老百姓放心,他就容易配合抗疫,國家的抗疫目標就更容易達到。我們看到很多國家面對疫情,沒有兜底功能的時候,產生的問題非常多,很多人會逃避核酸檢測,甚至採取消極治療。對於貧困人口來説,本來疫情就影響了生活、收入,還要再花錢去檢測,有時候不是他不想配合的,是沒有能力來配合,所以此時的政府兜底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扶貧問題上也是這樣的,如果政府不出力,不進行反市場的資源調配,扶貧的目標就難以達到。

南風窗:抗疫是一個比較明晰的事情,政府如何兜底,如何讓百姓放心,配合治療,它的路線是很清晰的。但是在扶貧中的政府兜底,如何奏效,如何讓人民配合,並可持續發展呢?它起正面作用的邏輯是什麼樣的?

嚴海蓉:扶貧不像抗疫那麼具體,即使脱貧了也有返貧的可能,所以扶貧的“兜底”工作更復雜一些。

扶貧是一個長期的、探索中的工作。這也是我想強調的一個視角:我們應該把扶貧看成一次長征。今年扶貧攻堅是長征中的一個里程碑,但是今年之後,扶貧沒有結束,扶貧還在路上。

中國扶貧,對於“貧困”的界定應當與時俱進的。目前,中國貧困線的標準是每人每年2300元(2011年不變價),差不多是每天0.89美元。這樣的扶貧界定,作為一個里程碑是可以的,但是再往下走就需要改變。

如何把反貧困進一步深化,就要強調保底功能。在市場中,不僅是貧困農户,實際上很多人都有不安全感。現在,市場不僅進入到了社會的經濟層面,而且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發揮競爭擠壓作用。政府的保底功能,不僅應該提供給貧困户,而且提供給全社會。

保底功能,到底怎麼樣才算保底,如何去做到保底,我覺得都是需要討論的。如何把未來的種種風險,市場風險、自然風險,如洪水、疫情、蝗災各種災害都考慮進去,把市場的焦慮感也考慮進去,把保底功能設計好,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南風窗:中國的反貧困,是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中國政府全層級集體動員,同時也投入了大量的財政支援,主要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實現。這可能是中國反貧困最重要的特點,即政府始終保持整體性、中立性,不被優勢利益集團所左右,對於弱勢羣體,不會忽視他們的基本利益。這一點您是怎麼理解的?

嚴海蓉:藉着這個問題,我講一下貧困的概念。主流對於貧困的認識是“落後”造成的,也就是別人都往前跑了,現代化了,“這個落後的”就是貧困的。

但實際上關於貧困還有另外一種看法:在市場體制底下,貧困是不斷地被製造出來的。市場體制本身就會不斷地產生貧困。市場競爭會帶來社會分化,會固化貧困格局,在全球都有這種明顯趨勢。

以這個視角再來看,政府的功能就不應該是中立的,而應該有一個傾斜,向基層勞動者和貧困人口傾斜。

現在很多人都假設政府是中立的,對各個不同利益羣體採取中立態度。實際上,我們在基層看得非常明顯,當政府要完成各種各樣的經濟發展目標時,往往向龍頭企業、大户、專業户、家庭農場傾斜。中小農户往往得不到資源。

市場本身已經傾向於稟賦優勢一方了,政府更應該表現一個反市場的糾偏作用,向普通勞動者和貧困人口傾斜。


靠資本不如靠集體

南風窗:您對中國三農問題有着深入研究,當下反貧困的主要區域,就是農村。脱貧實現之後,如何阻止返貧,如何讓經濟生活水平積極發展,將是接下來得重要問題,是引入市場機制,注入資本,還是從集體經濟方面謀求突破,莫衷一是。您是怎麼看的?

嚴海蓉:很多國家反貧困,依靠個人的措施會多一些,在我們中國,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反貧困,其實非常需要有一個抓手,這個抓手就是集體。

我可以講一個例子,我們前兩年在西藏雙湖縣嘎措鄉有一個調研,這是一個平均海拔4900米,曾經被稱為“生命禁區”的高寒地區。我們想象這樣一個地方,純牧業,當地人可能會比較貧困。但實際上,噶措的人均收入遠遠高於拉薩,林芝等西藏其他地區的農户收入。

為什麼這個鄉沒有陷入貧困,反而比別的地方收入高很多?嘎措顯著的特徵就是集體經濟,它是西藏唯一一個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1982年,全國解散了人民公社制度,但嘎措鄉民們通過投票,保留它至今。

如今看來,當地集體經濟的優勢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單家單户養羊,品種很難優化,但在集體可以做到;單個農户無法克服生病的風險,因為總是在離家甚遠的牧場放牧,但對於集體來説,這個問題完全不是問題,一旦某人在放牧點上生病了,打個電話,集體可以馬上派人去替換;嘎措還組建了一些作坊,做皮襖、皮靴子加工,並派遣人員外出學習技能;另外一些富餘勞動力,還能組織起來,大家一起學做建築。

以嘎措鄉為案例,在集體中,牧民們不僅能照顧到牧業,還能發展副業來獲取收入,貧困問題在集體內部被解決了。集體比個體更有造血功能。

當下中國主流的以動員的方式來解決反貧困的問題,當然也很好,但是你如何可持續?解決可持續、防止返貧的問題,特別在廣大農村地區,我覺得是要發揮集體作用。

相比農村單家單户的外出打工,或者是單純向農村地區引入公司經營,依靠集體顯然是一個的有內生性、有自我造血功能的發展方式。當然,我們所説的新型集體經濟,是在市場條件底下的,村集體抱團的經濟。

南風窗:這些案例令人聽之振奮,它是否有在國內其它地區,甚至其它國家複製的可能性呢?

嚴海蓉:這些年我在國內多地做調研,關於是資本組織農村生產,還是共產黨的幹部組織農村生產的問題進行過思考,得出的結論是,我們的時代是充滿矛盾的。但我確實有不止一個集體經濟優越性的案例可以分享。比如貴州的塘約村、大壩村,曾經是國家二級貧困村,從2013年、2014年以來,發展集體經濟後實現了脱貧,現在已經實現了鄉村振興。

如果看向世界,中國經驗有它的獨特性,但是有些方面是可以跟世界共享的。

今年5月份,國際上有一份6000多名學者聯署的呼籲。疫情重創了各國,也讓世人看到救治和維持生命的勞動之可貴。聯署呼籲世界應該重新關注勞動者,它提出來的目標是經濟民主化、去商品化,並注重生態修復。

聯署上説到的這些尚且泛化的目標,實際上西藏嘎措鄉和貴州塘約村、大壩村都在實踐當中做到了。在未來,如果中國能把集體經濟作為解決貧困的一個很好的模式的話,這個經驗是可以與世界共享的。

它解決的將不只是貧困問題,也能帶來鄉村的振興。集體經濟可以做到民主化,村內的成員對村莊發展擁有發言權,比較講究平等。集體內部也有一個去商品化的過程,而且集體可以做到保底。畢竟完全期待由國家做保底工作是非常困難的,通過壯大集體來兜底,是對國家扶貧的有力支撐。

南風窗:過去的兩個世紀,是人類社會現代化的關鍵時期,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生產力的發展,無疑是消滅貧困的必要條件,但歷史經驗證明,生產力發展只能逐步減貧,並不能消滅貧困。您認為消滅貧困的充分條件包括哪些?

嚴海蓉:過去兩個世紀,全球發展的不平衡、不平等非常劇烈,一些殖民地國家不僅沒有得到發展,反而得到了“去發展”。而且,確實生產力的發展不一定會消滅貧困,因為市場本身就會產生貧困,並分化、固化貧困。

要消滅貧困,首先還是看怎麼界定貧困,如果貧困只是一個數值,那它很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會被徹底消滅。如果説消滅貧困是要達到一種狀態“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我們就要對市場,對新自由主義進行一定的反思。

香港的案例其實可以做為一個反面教材,香港現在750萬人口,有120萬人口是貧困的,達到20%,香港的貧困線是每人每月4000港幣以下。香港是一個財團壟斷非常明顯的地方,也是新自由主義非常盛行的地方。我們把香港作為反貧困的反面案例,就可以讓我們對比思考如何避免出現類似這樣的情況。

另外,新自由主義把貧困歸結為個人問題,所以新自由主義對於福利國家是否定的。香港在提供福利的時候也總是有一些心結,總是擔心“有了福利之後,是不是大家就會變得懶惰了,變得有依賴性了,就不會自己為自己負責任了”。反思新自由主義,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不能把貧困的問題變成是個人責任的問題。

我很難回答消滅貧困的充分條件是什麼,但是在我們中國的經驗裏面,可以考慮的是,國家調控功能可以增加,社區組織功能可以增加,國有企業、集體經濟這些過去的中國道路的成果,在整個的國民經濟當中起到保底支撐作用。

南風窗:消滅絕對貧困,不意味着反貧困鬥爭的結束,往後從中長期看來,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還應該做什麼?尤其是在三農問題上。

嚴海蓉:在中長期,我們要與時俱進地考慮調整貧困線。另外一個需要考慮的,是城鄉的統籌、協調問題。

目前有60%的中國人口在城市。貧困不僅僅發生在鄉村,在城市也會發生。人們也在城鄉之間流動。如何在這個狀態下處理貧困問題?

在農村可以發展集體經濟,在城市,是不是也可以擴展社會企業?在某種程度上,國企是應該承擔一些社會職能的,它最起碼應該有社會企業的特徵。

而考慮到中長期的城鄉關係,“保底”需要提供社會公共品,對應到前面講的三保障,健康、教育、住房的保障,這些將不僅是針對農村,也要針對城市。

那麼,如何在城鄉協調統籌的條件下做到三保障?確實是一箇中長期的課題。如果中國能夠做到,對於世界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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