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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討論:是否應當提高性同意年齡?

一個缺乏交流的局面,背離了推動制度完善的初衷,當下是一個對此問題公開、集中討論的不錯時機。

作者:整理 ∣ 本刊記者 何焰 來源:南風窗 日期:2020-07-21

在我國,對於現行法律的14歲性同意年齡的爭議歷來有之,今年最甚。性同意年齡,或者説是“最低合法性行為年齡”,是指一個未成年人同意與他人進行合法性行為的最低年齡。

在當前的意見市場上,“提高性同意年齡”的聲音是很大的,但流行聲量的獲得不一定經過仔細考慮,而另一方的不同意見,也因“沉默”,被貼上龐大、守舊的標籤。

一個缺乏交流的局面,是背離推動制度完善的初衷的。當下是一個對此問題公開、集中討論的不錯時機。於是,南風窗策劃了這一次圓桌筆談。

我們邀請了廈門大學法學院周贇教授、北京隆安律師事務所李長青律師,以及社工郭晶,來一起探討這個問題:是否應當提高性同意年齡?

三位嘉賓有着不同的學術背景、實踐經歷,以及不同的思考角度所得出的觀點。他們公開表達,但絕不願做某種態度的代言人,而是希望以一種真誠的思考,開山引路,促進讀者的探索,不盲從、不盲爭。瓦解幾份陳見、審視一些情緒,迴歸“更好地保護未成年人”的初衷。

討論嘉賓:

周贇,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

李長青,律師、北京市隆安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

郭晶,社工、074職場女性法律熱線發起人



提高性同意年齡是懶人思維


文 ∣ 周贇


我認為,提高性同意年齡,是典型的以保護為名剝奪或限制公民自由。可以説,只要沒有充分、紮實的實證數據以及科學研究可以表明,14~18週歲的女性不應該、不能夠享有性自由的權利,那麼,任何宣稱將性同意年齡提高以保護女性的做法,都是典型的“慷他人之慨”,其邏輯實質上與如下做法並無不同:僅僅因為我擔心你的能力和心智可能—請注意,僅僅是“可能”不夠應付現實生活中的風險,所以,為了保護你,決定把你關進監獄。

我預見到可能會有人誤以為我反對給予14~18週歲女性以特別的保護,所以,此處必須立即提及另一方面的反對理由:為了更好地保護14~18週歲女性,其實更應該做的是其他工作,而非動輒訴諸刑法。譬如,完善我們的性教育工作—事實上,包括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先生在內的很多呼籲提高性同意年齡的人,都敏鋭地意識到當下中國的未成年人性權益保護之所以問題較多,首要原因就在於“未成年人性教育缺失(或不健全)”;又如,完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社會化機制,尤其是其中的“吹哨人”制度,也就是説,對18週歲以下公民的傷害,任何人都有權利並有義務舉報;再如,完善並嚴格落實諸如學校、醫院、救濟、監護等領域的監督制度,讓其中處於相對強勢的一方,沒有機會或少有機會侵犯女性權益;等等。

關於刑法,盧梭有一個著名的判斷,“刑法是關於法律的法律”。這話的意思是,只有當其他法律機制沒有辦法應對、處理一件事兒時,刑法才應該介入。這話的另一面是:如果我們能夠將未成年女性權益保護的其他方面做好,或許根本就沒刑法什麼事兒了。有人可能會説,當下的問題恰恰就是因為其他領域很難短時間做好,所以,才訴諸刑法的改革。我只能説,這個思路很奇怪:連基本功都做不好,訴諸最嚴厲的刑法,真的好嗎?這是典型的不負責任的懶人思維。這就正如你希望你家小朋友好好學習,但你卻連基本的教材都不給他買,也不允許他上學校,還不告訴他如何學習的基本方法……就直接設定他成績不好時的種種嚴厲處罰措施。你倒是省事兒了,但你覺得他的學習會好嗎?

再一方面,從制度哲學角度看,任何制度的變遷,都會帶來很多後續的成本,因此,除非我們可以證明,改變一個制度可以比保持原樣帶來明顯更高的收益,否則,就不宜輕易改革,哪怕這個制度可能受到了很多且很激烈、很有道理的批評。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的槍支管理制度:我們知道,幾乎每次槍擊事件後,都會在全美引發一波對現行槍支管理制度的譴責,其中,有很多是非常有道理的。但為何美國的槍支管理制度卻一直沒改?當然有很多原因,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在於:美國社會並不確信,改成怎樣的槍支管理制度,才會真的比現在的效果更好。

回到提高性同意年齡問題:我們能夠證明改變它會帶來明顯比現在更好的效果嗎?我很懷疑,至少,我沒有看到任何相關嚴肅的研究結論。相反,我倒是可以很容易地列舉一系列負面後果。舉個例子,如果真把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6週歲(這是很多提高論者能接受的數字),那麼,除非我們可以證明,性是人類事務中最複雜的問題,以至於一個人在其他領域14週歲(現在的刑事責任起點年齡)就可以至少部分地做主,但就是在性領域需16週歲才可以。我們能證明嗎?估計很難。如果不能證明,那麼,將性同意年齡提高到16週歲,是否意味着必須同時將所有公民的刑事責任能力也要相應提高到16週歲?試問,相關後果,我們決定好了承受嗎?又或者,我們能承受得起嗎?

所以,我的結論是:首先,當然應給予未成年女性的性問題更多的關注和保護—準確講,應當是給予所有未成年人更多的相應保護,因為顯然,男孩的性權利也同樣重要;其次,我不認為應從刑法角度來體現這種關注和保護—我一直認為,動輒訴諸刑法手段,既是懶人思維作怪,也註定效果不會好。

換言之,我認為,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性權利,提高性同意年齡既不是唯一途徑,甚至也不是什麼好途徑。因此,我反對提高性同意年齡—我尤其反對,在沒有作出充分的科學論證之前,倉促這樣做。


14歲性同意年齡太低,應提高以應對現實


文 ∣ 李長青


我同意提高性同意年齡。

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成年男子以談戀愛、誘騙等手段與年滿14週歲不久的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係的案件有增多趨勢,此類案件中的成年男子處心積慮選擇剛滿14週歲不久的少女作為目標,容易得手且不會被追究。14週歲的性同意年齡這道紅線,被人惡意利用。因此,提高性同意年齡,繼續加大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據媒體報道,歐洲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性同意年齡高於14週歲;美國50個州立法規定的性同意年齡都在16週歲至18週歲之間。而非洲和東南亞一些國家較低的性同意年齡已經使得那裏成為了西方戀童癖者的天堂,甚至催生了“性旅遊”的灰色產業。

參考其他國家立法,並結合我國對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16週歲以上不滿18週歲的公民,以自己的勞動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視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和完全負刑事責任年齡(已滿 16週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認定,建議將“性同意”年齡提高至16週歲。


多為熟人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徵,要求提高性同意年齡

北京市海淀區法院通報的近5年來涉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審理情況中,超六成未成年性侵案為熟人作案。其中,學校及教育培訓機構的教職人員佔比14%至25%,家庭成員佔比5%至 24.9%,鄰居佔比8.3%至31.3%,網友佔比5%至22%。施害人多是長期、密切、近距離接觸未成年人的成年男性,且多負有對未成年人的“特殊職責”。例如:教育機構的教職員工,長期或臨時照看未成年人的成年親屬、鄰居、監護人的同事等。這些人在閲歷、知識與權力上的絕對優勢,讓受害方在引導之下“自願”與其發生性行為,但事實上,這同樣是一種性質惡劣的性侵害。

目前階段,未成年人一般從6~7週歲開始接受九年義務教育,16週歲之前以學業為主,沒有獨立經濟來源,自身發展可選擇空間小,身心發育尚不成熟,屬於被監護和被教育範圍,易受他人威逼利誘和控制。也正是這些現狀,導致更容易出現熟人性侵害未成年人。

16週歲之後的未成年人在學習和就業等領域有更多的選擇空間,不再過度依賴“特殊職責人員”,還可以採取更有效的自我保護措施。

因此,14週歲作為“性同意”年齡實則過低,難以擺脱熟人侵害,性同意年齡提高至16週歲,是基於案件特徵和社會現實的科學考慮,有助於減少未成年人迫於無奈的性行為。

最高院、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門2013年發佈《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21條規定,對已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利用其優勢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無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範,而與其發生性關係的,以強姦罪定罪處罰。説明國家已經關注到了特殊職責人員迫使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係問題,後續應將該述規定效力級別上升到法律層面。

同時,提高性同意年齡,也可以有效震懾和懲治不法分子,告誡心懷不軌者不要企圖打16週歲以下的未成人的主意,不要妄想鑽法律空子,用法律的威力斬斷伸向未成年人的魔爪。


性同意年齡應與生理髮育和認知水平相匹配

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報告顯示,青少年性行為存在許多與性健康、生殖健康有關的風險,包括意外早孕、性感染疾病等。其中,意外早孕是青春期少女輟學的主要決定因素。國內也有多篇文章提出,未成年人不宜有性生活。因此,適當提高未成年人的性同意年齡有利於生理健康。

未成年人涉世未深,青春期容易衝動或叛逆,分別有專家提出“由於我國家庭、學校、社會等各方面在性教育問題上存在缺失,特別是性道德、性自尊等方面缺少正確引導,未成年人性心理成熟的年齡其實遠高於14週歲”,“從一名神經科醫生的角度看,14歲的孩子心智發育還沒有那麼健全,在生理的愉悦之外,無法預知後續的風險”,表明剛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性生理衝動較強,但性心理仍不健全,容易成為性侵害的對象。“性同意”多數為被哄騙或被脅迫後倉促決定,而非經過深思熟慮後的同意,事後往往後悔不已。

據報道,江蘇省某市人民檢察院2019年以來辦理的性侵幼女類案件中,六成以上是被害人性教育不完全,仍處於好奇懵懂狀態,戀愛過程中“自主”與嫌疑人發生性關係。

因此,應儘量保障“性同意”符合身心發展規律,基於我國對民事行為能力人和刑事責任年齡的研究設定,將“性同意”年齡提高至16週歲更為妥當。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與提高性同意年齡不衝突

現在社會各界也在呼籲未成年人負刑事責任起點年齡由14週歲進一步降低,理由是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已經大幅度提高,由此引發討論,認為這是一體兩面,14歲的性同意年齡也不必要提高。

我認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與提高性同意年齡並不衝突。

1.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為了有利地打擊犯罪,提高性同意年齡是為了保護更多弱者,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規範管理社會,二者年齡並非需要必然一致,可以根據不同的社會現狀分別設定,這也體現了法律調整社會的功能。

2.從表面上看,二者都是劃分“懂事”的年齡界限,但實則有所差別:刑事責任年齡關注的是犯罪能力,性同意年齡關注的是自我保護能力。不滿14週歲的未成年人,已經完全可以認知惡性犯罪後果,因此刑事責任年齡可以下調。由於我國自古以來“羞於談性”,現實中,性生理成熟的未成年人,性心理和法治觀念未必成熟,有的受到侵犯而不自知,有的不敢或羞於報案,有調查顯示,在3416名13~17歲未成年人中,竟然有高達13.93%的未成年人對其是否遭受過性侵害表示“不知道”,因此有必要單獨提高性同意年齡。


允許設定例外規定

提高性同意年齡不意味着“一刀切”,應規定部分例外情形。例如:有戀愛關係的未成年人“偷吃禁果”,可以免於追究刑事責任。

綜上,針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社會反映強烈,從刑法立法目的及任務來看,應當及時提高性同意年齡,擴大保護範圍,迴應民眾期待,實現法律效果欲社會效果的統一。



在性侵案件中,年齡不是唯一的權力優勢


文 ∣ 郭晶


如果我們深入探究性侵害案件的本質,就會看到性侵害案件中複雜的權力關係。很多研究均表明熟人間的性侵害發生的概率更高。而熟人作案往往是利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權力不平等的影響因素

在性侵害案件中,年齡是形成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多年滿18週歲的成年人依然缺乏社會經驗、對性的認識相對較少,也容易處於權力的弱勢一方。

但是年齡並不是影響權力關係的唯一因素,性別、社會地位、職權等也會導致權力關係的不平等。2018年以來,媒體曝光的性侵案件層出不窮,且以教師性侵學生、上司性侵下屬、前輩性侵實習生等明顯具有權力不平等的關係為主。施害者往往具有更多的社會資源、社會地位、權勢等。同時,性侵害案件中,施害者以男性為主,受害者以女性為主。這是性別權力關係不平等所致的結果。


權力關係下性侵害的特徵

權力關係下的性侵害有一定的共性。施害者利用落後的貞操觀、權勢帶來的優勢等對受害者進行威逼利誘,增加受害者的羞恥感、孤立感,破壞受害者對他人的信任,甚至對受害者進行精神控制。

在高校性侵害中,北航陳小武、上財教授錢逢勝等施害者以“關心”學生/下屬、輔導功課等理由,單獨和受害者相處。錢逢勝以講題為由把受害者騙到他的車內,在車內開始實施性侵害。

權力關係下的性侵害往往不是呈現出可見的暴力性。在權力關係之下,受害者在遭遇性侵害的時候會難以反抗。很多受害者在講述自己被性侵害的經歷時,都提到在遭遇性侵害的反應是不知所措、腦子一片空白、懵了,像是被“凍住了”,難以有激烈的反抗。很多性侵害案件中受害者的身體並沒有明顯的外傷。

受害者會有類似的心理感受和行為模式。受害者不得不和施害者長期相處,TA們會讓自己“愛”上施害者,將施害者的性侵行為也看作“愛”的表現,但受害者被侵害的傷痛感無法完全消失。受害者一方面難以講出被性侵害的遭遇,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幫助,希望性侵害可以停止,內在就會處於矛盾和衝突的狀態,外顯的行為也會出現反覆性。在一些個案中,受害者可能會出現前後陳述可能會不一致,但這並非完全説明性侵害沒有發生。

受害者承認和接受自己被性侵害也需要一個過程。

很多成年受害者在開始講述之初,都不會使用“性侵”“強姦”之類的語言,而是説“發生性關係”。如果未成年人語言發展不完善,更是缺乏描述性侵、表達感受的語言工具。


現有法律的不足

而我國刑法對強姦罪的定義為“以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強姦婦女”,強調犯罪手段的暴力性。在實踐中,是否存在暴力和反抗成為重要的認定標準,很多案件往往因為受害者無法證明暴力的存在和有足夠的反抗而被不予受理。當受害者為未成年人時,施害者更易通過哄騙而非暴力的方式實施性侵害。刑法應該依據性侵害案件的特點,完善相關的法律,切實保重性侵受害者的權益。

因此,未成年人的性同意年齡的調整不只是簡單地提高或者保持,而應考慮多方面的權力關係。我參與的反家暴小疫苗志願小組在發起的“為星星們呼籲修法”的倡議中提出,性侵害的界定應以“未經同意”為核心,並呼籲增設“利用權勢性侵罪”,有6.5萬餘人蔘與了這一聯署,倡議信也寄到了全國人大法工委,希望立法者對此加以重視,在制定法律的時候要結合性侵害的特徵考慮多方面的因素。

在防治性侵害的問題上,立法只是對遭受性侵害受害者的一種保障。其他的社會支持系統,如家庭、學校、公安、婦聯、民政、公益組織等多方面的支持也必不可少。從預防性侵害的角度來講,學校應全面普及性別平等的性教育。在性侵害案件發生後,社會需要有相對完備的社會支持系統,如法律支持、心理支持等多方面的服務,以保障受害者的權益,幫助其從創傷中恢復。因此,完善立法、建立多部門多機構的聯動對解決性侵害的問題都十分必要而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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